应该建在哪儿？
“一定要十分珍惜灾后重建这一机遇，立足长远、科学规划、适度超前，力争把灾区建设成抗震功能齐全、生产发展、人居环境优美、当地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人民生活安定富裕的新家园。”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山地所”)的专家们经过深入讨论，达成了上述共识。
科学规划——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方便生活，有利于抗震和环境保护
“只有把灾后重建的规划做好，才能为灾区今后的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四川省科学顾问、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国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重建工作自始至终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灾区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重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方便生活、有利于抗震和环境保护，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次生灾害塌方、滑坡、泥石流、堰塞湖、山洪等得到较好的控制，不对人居安全造成大的威胁，让抗震功能走进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家庭。
陈国阶认为，重建规划应在充分考量区域环境安全与区域资源环境容量的前提下，搞好“产业重组”和“空间重构”：前者是指从大区域开发和社会经济建设出发，按照新的产业发展要求，结合当地的资源条件，以产业布局优化、产业之间的组合优化进行产业重组，淘汰落后生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后者是指人口、城镇、产业与基础设施的重新布局，村庄、城镇、产业该集中的集中、该搬迁的搬迁、该重建的重建。
“总之，要把灾后重建与推进现代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结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心城镇——跳出“在废墟上崛起新城”的旧思维，建一座新城、保一方平安
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中心城镇的重建至关重要。成都山地所副所长程根伟研究员认为，由于各地受损的情况不太一样，特别是有些山区河谷非常狭窄，地质灾害危险性很高，适合居住和建筑条件的土地极为有限，因此要跳出“在废墟上崛起新城”的旧思维，不宜在当地重建的就应异地新建。
对于新址的选择，陈富斌研究员认为要考虑三大因素：首先是地质因素，要避开地震断层、山体崩塌以及泥石流地带；其次是生态因素，最主要的是要避开卧龙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地和该地区内其它大熊猫栖息地；第三是基础设施因素，包括满足生活、生产需要的水源地和安全便捷的交通等。
“要让重建的城镇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程根伟研究员说，灾后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有居民点和过去的城镇，房屋抗震、环境卫生标准、应急救灾等方面的标准必须适当超前，即使做不到一劳永逸，也要尽可能一步到位，做到建好一座城镇、改善一方民生。
为此，他提出，为防止今后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危害，中心城镇的重建可以考虑平山造地的方法，在交通便利的低山丘陵区搞人造平坝，在平坝上建设新城镇。
“这样做一次性投资可能会很大，却可以免去在山区远距离修路搭桥、架设管线等基础工程方面的巨大花费，两者的总投资可能基本相当。特别是这样建设使新城区的安全性大为提高，城镇的生活与交通条件大为改善。”
程根伟告诉记者，在城镇重建过程中一定要预留出避灾安全平台——可以借鉴大江大河防洪区专门划出一块地方作为“防洪平台”的经验，在适合躲避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地方修建避灾安全平台，可以做成地上高台，也可以设计在地下，建成加强型地下室。
山区农村——人口尽量外迁，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汶川地震烈度7度以上的灾害严重区均为山区，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其中农村人口占85%以上——山区农村的重建是重点也是难点。”
熟稔震区农村情况的张信宝研究员分析道，龙门山区一带山高沟深、地质破碎、泥石流等灾害严重，加上交通不便，灾后就地重建工作的难度很大，即使投入巨资进行重建，社会经济发展也难以达到小康水平；同时这一地区位于岷江等长江重要支流的上游，由于长期垦殖，水土流失严重，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重点地区。
“因此，应把山区灾后重建与新农村建设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统筹考虑，实施生态移民，把山区人口尽量向城镇集中。”
张信宝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考虑到上学、就医等综合因素，应以摩托车半小时能够到达通乡及以上等级公路的距离(15公里左右)为标尺，把地震灾害山区分为就地重建区和地震移民区两类，在就地重建区按新农村建设的标准，重建村寨，加强道路、学校、通讯、农田水利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地震移民区，则鼓励和组织动员群众到当地通乡及以上等级公路沿线区域居住——如当地人口容量有限，可考虑异地移民。
“其实以前国家也鼓励生态移民，但由于故土难离，很难办到。现在正好利用灾后安置的机会，逐步把山区的人口迁出来。对于迁移农民空出来的土地，国家可以统一规划作为其他目的重新规划使用，比如建风景旅游区、生态保护区、国有农场(林场)等，让这些地方成为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
程根伟副所长希望，通过山区城镇重建解决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居民点过于分散、建筑标准太低、卫生和废水处理设施缺乏等，从而提高山区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建设“21世纪的新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