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档理由

　　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中国是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之一，早在1332年的元朝时就装备了金属火炮。但近代中国的火炮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虽说自洋务运动起就“设局制炮”，但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不能满足国家防卫的需要。这一乱局直到“七@七事变”后，才有了重大改观。

　　改观源于抗战初期“中国工业命脉西迁”，大批兵工厂迁渝，使重庆不仅成为大后方的兵工基地，也成为中国火炮的生产基地。在内迁重庆的13家大型兵工厂中，炮厂员工约1.5万人，他们生产的火炮主要有60、82、120毫米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等，重点厂家包括兵工署第10工厂(以内迁的株洲炮兵研究所为主，解放后改名江陵机器厂)，第21工厂(以内迁的金陵兵工厂为主，解放后改名长安机器厂)和第50兵工厂(以广东浥江炮厂为主，解放后改名望江机器厂)，3家工厂8年共生产火炮1.5万门，炮弹598万颗，为拯救民族危亡作出了贡献。

　　延伸阅读

　　50兵工厂除造迫击炮外，还“偷”过美军一门无后坐力炮。

　　无后坐力炮是美国海军少校戴维斯于1914年发明的，“但真正大规模运用，是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上的硫磺岛。”现年82岁的火炮专家郑光宇介绍，“这种炮威力大，1200米的射程可穿透75毫米钢板，当时中国还造不出来。”

　　抗战结束后，美军一个观察团携一门57无后坐力炮来到50兵工厂，并在广阳坝试炮显摆，“当时李式白厂长就下了决心：一定得把它偷过来!”所谓“偷”，其实就是对它悄悄测绘，57炮长1.25米，有28个零件，“我们只用了一晚上，就将它全部测绘完毕，美国人喝高了，竟浑然不知。”1948年，该炮在50兵工厂试制成功。

　　1950年，中央决定和平解放西藏，我进藏部队第18军急需装备无后坐力炮，刘伯承和贺龙专程来到50兵工厂，要求生产28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万里亲自到厂督战，“工厂按时完成任务。这28门炮送到进藏部队后，在昌都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放西藏立了功。”

　　抗美援朝期间，50兵工厂又接上级命令：除生产57炮外，抓紧研制75毫米无后坐力炮，以对付美军坦克。郑光宇说，75炮射程达2200米，能穿透美军80毫米—100毫米装甲，“它发射的聚能破甲弹，靠高温和高压射流烧穿钢板!”50兵工厂接命令后，全厂总动员，加班加点，总计生产2000多门无后坐力炮送朝鲜前线，成为我军作战的有力武器：志愿军38军用它在朝鲜松骨峰打出了“万岁军”军威，战士们称它叫“万岁炮”；志愿军15军在上甘岭用它打得虎虎生威，并成就15军此后改制为全军唯一的空降军。

　　1953年，50兵工厂正式改名为国营望江机器厂。

　　战时造炮：

　　工人和厂长都是好样的

　　“我是1939年10月5日进50兵工厂的。”家住郭家沱望江村4栋18号的何兴元，年逾九旬，仍清楚记得进厂的日子。何是长寿葛兰人，生于1918年，“当初我正在城里干挑水工，听说郭家沱的兵工厂在招人，丢了扁担就往这边跑。”

　　其时，50兵工厂刚从广东迁来，不少机器设备正缺人搬运，“管事的一见我，就收下了，说，抬东西去!”

　　从进厂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何兴元和炮打了40年交道。最早教何兴元造炮的是广东师傅丁贵林，“他是个技师，有本事，见我人勤快，就问想不想跟他学技术，我可巴心不得呀!”于是拜丁为师，学造炮，“那是1940年前后的事。”

　　何兴元先后干过60炮底座、37战防炮热处理等工种，“当时没电炉，37炮要开炮管膛线，得先用柴火将炮管烧软再开，有时上面半截开出来了，下半截却冷凝了，炮管就得报废，真心痛啊!”

　　他还记得，50兵工厂外地人特别多，“他们大多是技师或技工。但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很团结，一心想着多造炮。”1941年8月11日，日机袭击50兵工厂，炸死员工28人，“全厂愤怒了，大伙边建厂房边造炮。”据《望江厂志》载，50兵工厂在1939年恢复生产，当年就修造出86门150毫米迫击炮，制造炮弹41800发；1941年研制出中国第一门37战防炮，并大量生产60迫击炮。

　　“50兵工厂能迅速复工，与专家治厂有关。”现任国家59所正研级高工郑光宇告诉记者，“解放前我在50兵工厂干过。它的历任厂长都是火炮专家。”譬如第一任厂长江杓，上海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任50兵工厂厂长时佩陆军中将军衔，“重庆兵工厂的厂长一般只是少将，可见当时对火炮之重视。”

　　何兴元记得，“江厂长身材高大，脑壳顶顶长一撮白毛，人有本事，就是脾气糙。每天晚上，他都要骑脚踏车到各个车间转，只要看见谁不认真干活，他抬手就打，说是要那人长记性!现在想来，战时军品任务重，江厂长压力大，脾气也大呀!”

　　50兵工厂还有一位著名厂长叫李式白，同济大学毕业，曾主持研制60炮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李厂长还为解放西藏和抗美援朝立过功!”50兵工厂工务处长王国章，也是同济毕业，他从1933年进兵工署到1949年重庆解放，为火炮工作了16年。

　　这样的人才，为重庆造火炮奠定了基础。

　　初战尴尬：

　　血肉相拼与重炮威力

　　71年前爆发的那场关系民族存亡的 大血战中，中国火炮是什么状况？

　　“第一，悲惨。中国军人几乎是尸山血海以死相拼。第二，可怜。中国军队的炮火，不及日军十分之一!”军事史专家李意志告诉记者，“七@七事变”后，日军之所以能快速推进，除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外，“其火力凶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按说，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人数并不少，有作战师180个(包括归入建制的八路军3个师)，但海空军力量悬殊，“特别是陆军火炮，更是差一大截。”抗战爆发前，陈诚曾主持炮兵督导整训，全国可用火炮仅457门，有的作战师根本没炮!

　　而进攻的日军以师团为作战单位，一个甲种师团(如进攻平型关的坂垣第5师团)，下辖4至9个步兵联队(团)及1个野炮联队，兵力达2.5万人，拥有火炮120门，包括54门75毫米野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等，且每个步兵联队还有300余人的炮兵大队，拥有数十门迫击炮和反坦克炮。“日军凶狠的炮火，让初期参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如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为坚守大场、宝山、罗店等要地，与敌反复拉锯，日军炮火将阵地打成一片火海，大炮成了中国军人的绞肉机!”中方先后投入的71个正规师约75万人，伤亡竟高达30万，“有些师和团，开上去几千人，撤下来只剩几百人!”

　　唯一的例外是当时中国陆军炮兵第10团曾大显神威。“该团拥有从德国进口的150毫米重榴弹炮，最大射程15公里，弹重42公斤，全炮重约6吨，用汽车牵引，是全国唯一的机械化炮兵部队。”李意志说，这批大炮的监制者，就是后来任重庆50兵工厂厂长的江杓、李式白和工务处长王国章等。

　　重炮10团参加了淞沪会战，先后对日军野战机场和虹口司令部进行猛烈轰击，打得对手鬼哭狼嚎，“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军队竟拥有射程超过10公里的火炮，曾派汉奸到处打探，终无结果。”此后，重炮10团先后参加台儿庄、武汉会战，江阴保卫战，长沙和缅甸会战，一路血雨腥风，竟建制不乱、装备不少，“如今，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北京军博，还各自保存了一门当年从德国进口的重炮，它们在亚洲已是炮中珍品。” 

　　艰难西迁：

　　八千里路云和月

　　重炮虽厉害，但对中国军队来说并不完全适用。李意志分析，“几次大会战后，中方转入防御作战，军队急需适合山地作战的迫击炮。”郑光宇从技术上解释：“造重炮的技术要求更高，战前只有沈阳兵工厂和山西兵工厂能造重炮，但它们都被日军占领了。因此，重庆担当起造迫击炮的重任!”

　　这是历史对重庆的选择。

　　据市档案局局长陆大铖介绍，“七@七事变”前，中国兵工的“西迁”已经开始，事变加快了这一进程，“如50兵工厂的前身广东浥江炮厂，原是军阀陈济棠办的，后被南京政府收编。”自1937年7月27日，该厂连续遭敌机6次轰炸，“不迁不行!”

　　据《望江厂志》载，当时全厂机器设备达2000吨，得先乘粤汉铁路陆运，再经湘江、洞庭湖、长江水运，分四站才迁到重庆，“全厂600员工在江杓带领下义无反顾地上路了，整整花了一年，才抵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有火炮生产能力的金陵兵工厂和株洲炮兵研究所等也在往重庆迁。“重庆能接纳这些炮厂，不仅是胸怀问题，更有资源问题。”陆大铖称，据中国地质调查所抗战前的调查，凡兵工所需的煤铁钢铜木等，“重庆及周边无一缺乏”，重庆南桐的煤和綦江的铁，“能为战时兵工提供动力和原材料。”

　　特别是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迁渝，为重庆制造火炮提供了钢铁保障。“它就是重钢的前身，战时为火炮生产提供钢铁。”

　　拼死报国：

　　生产出上万门火炮

　　当年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兵工厂。

　　何兴元记得，为避日机，50厂的许多机器就藏在山洞里，生产车间设置在人工开凿的隧道中，“当时工人肯拼死命，都知道是在为抗战奋斗。”沿江一带，夜夜灯火通明，机械转动之声轰鸣于峡谷，甚为壮观。郑光宇说，这期间生产的火炮主要是仿法国布朗德式60、82、120毫米迫击炮，50兵工厂还生产了少量战防炮和野炮。

　　最先生产82炮的是21兵工厂，“该厂迁重庆后，扩大了82炮的生产规模，抗战期间共生产7611门。”李意志介绍，“这种炮射程超3000米，深受前线部队好评。”1943年1月，21兵工厂由工程师段士珍主持，重新设计120毫米迫击炮，“它比82炮威力更大，特别适合炸碉堡，21兵工厂在设计中使用了胶轮和弹簧减震，全炮仅重212公斤，比470公斤的法国母炮轻258公斤，射程达4925米，在滇缅反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7月，兵工署令50兵工厂筹造60迫击炮，工厂参照布朗德式炮重新设计，于同年9月造出第一门，次年投入批量生产，1942年—1945年共造3400门，加上第10兵工厂造的2770门，重庆共生产6100多门60炮装备前线，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的火力。“这种炮的特点是轻，”参加过滇西松山大血战的重庆老兵杨克南说，“它的射速达每分钟18发，最大射程1400米，但全重仅18公斤，一人可背负行走。”

　　当时前线最大的威胁是日军频繁出动的装甲车和轻型战车，其装甲厚度为16毫米—25毫米，“战防炮是它的克星!”1938年5月兵工署令50兵工厂试制37炮，并派李式白率员赴德国克兰公司购买100门战防炮的原材料。因受战争影响，1941年50兵工厂才试制成功中国第一门37炮，“这是当时最优良的战车防御武器，最大射程6000米，400米内可击穿40毫米的钢板!”由于原材料受限，50兵工厂只生产出94门，另外还修造了281门150毫米迫击炮，“它们是迫击炮之王!”

　　战场发威：

　　重庆火炮威名远扬

　　8年抗战中，重庆生产的1.5万门火炮，在前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李意志说，由于西迁后复工及时，重庆火炮最先的立功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1941年12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中国军队以13个军进行防御。是役从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历时23天，50兵工厂生产的150炮和21兵工厂生产的82炮大批送上前线，“中国守军将这些炮放置岳麓山上，加上原重炮10团的榴弹炮，给予日军毁灭性打击。会战共消灭日军5万余人，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参战的10万川军也配备了重庆炮，如杨森的20军有了火炮支持，打得凶狠，以至日军多年不敢再犯长沙!”

　　郑光宇说50兵工厂的火炮在滇缅战场上也打得很好，这与参战老兵杨克南的记忆相互印证，“我当时所在的第8军，60炮已装备到连队，每连4门，火力超过了日军。”事实是，为收复云南失地、打通滇缅公路，20万远征军配备的上千门重庆火炮，无论在松山、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畹町，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重庆兵工人的骄傲!”